《独舞者》文/杨雨“我不知道,在这世上,我还能活多久。”“不是惧生死,生死已无界限。”这是熊正红在诗集《独舞者》后记中的句子。在我看来,假如不能从她所处的环境、所经历的世相很好地懂得这些句子,就不能认识到《独舞者》——这部汇合了她2004年至2014年十年跨度的作品——对于熊正红人生历程和创作历程的共同意义,就不能深刻地懂得《独舞者》里那些近乎絮叨的篇章背后的苦心孤诣。《论语·先进》里记载了季路问“死”的事情,孔子的回答是:“未知生,焉知死?”面对这事关生死的“灵魂拷问”,与其说孔夫子以“教育者”自居的态度巧妙地避开了这一话题,毋宁说孔夫子给了一个富有深意的辩证答案:生中寓死,死中寓生。真正懂得了那可感知的生,就可能洞悉那难以感知的死。这样的回答多多少少与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的“向死而生”论有异曲同工之妙。懂得了这个庄重的问题,就寻到了进入熊正红的诗集《独舞者》的钥匙。整部诗集将十年时间的作品饶故意味地划分为日常记、阅读记、自然记、游走记、疼痛记、教堂记、天真记、品画记、死亡记、今天记、岁月记、观影记12个部分,形成了诗性记录的个人史诗。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样的划分带着明显的回望和梳理的色彩,带着审视和反思的自觉,带着改良和提升的预备,究竟日常生活是含混的,不可能按照预定的主题那么明晰地在轨运转。从这样的划分,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熊正红这十年时间所涉猎之广泛、所经历之丰盛,这正是她的生活之所以成诗的基础和源头。从这样的划分,我们又可以清晰地看出,熊正红在“人间烟火”和“精神殿堂”之间徘徊游弋的身影,这是她从青春期到中年期精神历程的集中呈现。《日常记》作为开篇,带有娓娓道来、循循善诱的意味,充满了人间烟火气息。她从“风来了”写起,写“一个隐秘”,写“异木棉”,也写“一条街的芬芳”“一棵高高的树”,她说:“这些树,也曾是人,有着灵魂!”(《一个隐秘》),她说:“我知道,我已将这周遭的一切,放进了心中。”(《一条街的芬芳》)她将自己的眼睛聚焦到那些最为一般、低微、底层的群体,拄拐杖的老婆婆、理发屋的女师傅、看门口的老大爷、北街市场的菜贩们、修自行车的人、跳广场舞的女人们……甚至曾长期在她家楼下活动的疯女人都成为写作的对象,她用诗歌为身边的人、为“看不见”的他们立传,带着浓郁的现实主义悲悯情怀。在《日常》一诗中,她直言“这无人关注的一幕/平时,或者神奇/都发生在当下的日常”,在不少诗人热衷于高蹈、热衷于修辞技艺的当下,这基于生活本身的“打捞”,多少会带来一些警醒的意味。固然,《日常记》中最值得注意的,显然是人与城的关系。作为从湖南南下广东的外来客,对江门这座珠三角城市的接纳程度,一定意义上也意味着作者的文化融入程度,决定着作者的内在情绪和表达方式。于我而言,《我的,在这座城市的一段历史记录》一诗是最为共同和触动人心的作品。在写下诗歌之前,熊正红不惜将1994年进入不同工厂期间微薄的工资、加班费、夜餐费和稿费一一列举出来,然后才述说:这是我来到这座城市,最初的日子在那些被简化为数字的文字里我省略了许多个延续加班的通宵省略了闻着天那水的刺鼻味道吃着一块钱的烂菜叶的苦辛也省略了自己趴在木板床上做着不知天高地厚的文学梦——————————————这铭心刻骨的“初来乍到”,在隔了二十年光阴后的回望里,成了珍贵的精神财宝,成了扎实的人生试炼,如今她像树一样:“在它们/扎下根的地方,沉静,过它们的人生”(《我的,在这座城市的一段历史记录》)。而在《我的城》里,她则越发直接地表达:“在这个世界上,也许/它并不是一座完美的城/更不是一座特殊引人注目的城/但是,因为它是我的城,是我/很长岁月的人生/我珍爱它,就是珍爱我和亲朋的生命。”人与城的关系或者说人与某一场域的关系问题,是文学永恒的课题,这涉及到人的身体与精神是否双重在场的哲学命题,现代化进程中里许多进入城市的外来客存在身体在场而精神缺失的问题,在城市纵横交织的街道里漂泊,始终达不成和谐。而熊正红则在二十多年的“进城史”中与江门这座城市达成了和解,与日常生活达成了默契。所以说,这看似庸常的《日常记》在整个中国社会开展进程和熊正红的个人史中显得非比平常。《阅读记》《品画记》《观影记》连缀在一起,可以看出熊正红在思想和艺术领域里的广泛兴趣和进阶过程,也可以看出她多年来的勤勉状态。在《阅读记》里,她与古今中外54位人物神交,诗意地解读劳伦斯、帕斯捷尔纳克、金斯堡、塞林格、拉什迪、波德莱尔等作家的名著,诗意地诠释屈原、嵇康、庄子、阮籍、林逋、成吉思汗、秋瑾、李清照、萧红等人物的人生,这种广义的阅读,与其说是精神交流、交互感应,不如说是在一次次经历别人的故事和人生,又一次次对自我的生命举行二次创作。在《品画记》里,熊正红诗意地沉醉在对西方闻名画家画作的欣赏中,用审美之眼不懈挖掘那些画作未被充分感知的成分。针对安德鲁·怀斯的《窗边少女》,她说“捕捉爱的光芒和纯洁的人/她会一次次地失败,却不会被打败”(《致不年轻的爱人》),让这幅画更具崇高气质。针对梵高的《矿工的晚餐》,她说“隔了时空注视你们的人/她闻着煤油灯和马铃薯的气息/对这灰暗的场景并不陌生……”(《画里画外的人生》),显然是将矿工的境遇与自身的经历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诗与画相得益彰又举行了有效的艺术拓展,这样的品画别具意义。《观影记》所展现的,则更为共同,熊正红诗意的解读几乎将她所看的电影中那些核心人物的命运连在一起,构建了一部扣人心弦的史诗。电影《变脸》展现了变脸这一绝技传承的艰辛,熊正红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她说:“我所要的,不是喜怒无常在脸上时时显露/我所要的,是简单的人生,需要时,有可自由变换的逗趣”(《变脸》),将这“变脸”的哲学运用到了所有人的世相。在《修女艾达》的解读中,熊正红给出了这样可期待的世界:“回到上帝给自己开拓的静寂世界/不追问过去,也不追逐来生/生命中有许许多多不能承受的轻与重/唯有放下,唯有合掌,晨昏祈祷”(《修女艾达》)。这“静寂世界”亦是熊正红梦寐以求的现世状态。南朝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中说“思理为妙,神与物游”。《自然记》与《游走记》显然是“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类的佳作。在《自然记》中,熊正红耐心地注视河豚鱼、牵牛、蚂蚁、猪、羊、蛇、鹿、麻雀、蜻蜓等各类动物和杜鹃、荷花、桃花、梅花、荆棘花、禾雀花、栀子花等各类花草,可谓“无所不诗”。在这些自然生态的写作里,《灵魂香》是具有提纲挈领意义的一首,在这首诗里她坚决地说:即使许多许多的香以风情万种的姿势在这世间飘动——————————我所需要的香,我所热烈爱着的香——那是你我灵魂深处,散发出来的香——————————————这正是她将爱与热情倾注身边万物的根本原因:那来自灵魂深处的香,那富有悲悯之心的人格。在《游走记》里,既有诗人身边的江会路、常安路、熊子塔、佛山等地方,也有遥远的新疆、嘉峪关、终南山等景致,充满了拓展精神疆域的内在梦想,但同时在《我走得最多的地方》里,她又说:“我走得最多的这个小小的地方/我愿拼尽全部爱与力/在此终老,没有遗憾。”这是安身立命的“原乡”与色彩斑斓的“异乡”的和谐统一,是扎根朴实大地与不时仰望星空的双重姿态。《疼痛记》《教堂记》《天真记》则是更具有精神元素的作品。在《疼痛记》的扉页,熊正红用这样的话引领这个部分:“有时候,我会觉得,我们的生命/只是一朵朵蒲公英的种子/上帝叫一阵又一阵的风/把我们吹往远方/飘散在这个地球的不同角落”,这正是疼痛的根源:人是被抛入世界(身不由己来到人间)、能力有限、处于生死之间、对遭遇莫名其妙、在内心深处充满挂念与忧惧而又微不脚道的受造之物。《哀歌》《怪兽》《往生》等作品很好地诠释了这一点,这源于生命本身的崇高的悲剧性和不确定性。《在惨剧面前我们能说些什么》是面对苦难时的诘问,她说:“叹息或愤慨,都没故意义/兴许,我应该断开互联网络,关掉电脑/我应该坐在书房里,和我书房里的书,一起沉默”,面对“未婚妈妈厕所产子,亲手掐死后丢垃圾篓”的惨烈却无能为力,只能与象征着文明世界建构者的书一起沉默,颇具荒诞意味,这样的“疼痛”触动人心。《教堂记》内容不多却独立成章,脚见诗人对这一部分内容的重视,“最最友爱的上帝呵,感激你的恩准/让我,终于能够,把一座/小小的,圣洁的教堂,安放在心中!”(《安放》),那种虔诚的宗教情怀融入内心,让诗人不时洗涤自身。《天真记》中,十一种天真状态活泼自然,将失落的童年世界搭建起来,让“这个三十八岁的女人眼眸的深处/还闪着一些隐隐的火焰”(《天真记之一种》)。《今天记》和《岁月记》是最为“絮叨”的部分,也最能展现诗人在时间的沙漏里打磨自身的艰辛。《今天记》以日记的方式,以诗的语言,记录了诗人自2012年3月18日到2012年5月31日期间的生活状态,柴米油盐、酸甜苦辣,尽在其中。这样的时间切面,如同一部“断代史”,简约而寓意丰盛。《岁月记》则是诗人的“通史”,两幅自画像和24岁、34岁、38岁、40岁的渡口,不同时间节点的诗文,很好地记录了诗人在世俗生活中举行精神修炼的历程,记录了自我与世界不断调和、不断达成和解的过程。如同诗人所说:“就轻轻,划起橹吧/听着哗哗的流水声,继续往前划吧/能划多久,是多久”(《此刻,我站在四十岁的渡口》)。毫无疑问,整部《独舞者》中最具分量的部分是《死亡记》。“死亡”作为庄重的哲学命题,作为流逝性、未知性与不确定性的集中体现,向来是真正的诗人必须为之沉思、为之探究、为之写作的话题,没有“死亡意识”的诗人难以在真正意义上抵达深刻。熊正红的《死亡记》用14首诗展现了不同死者的命运,尤其是透过他者的死亡来反观自身的处境,这样的勇气更是可贵。这里有叫“梅花一大朵”的老师之死、故意外坠楼的阳光青年之死、有旅拍时溺水而亡的青年之死、有身残志坚的女画家之死、有身患癌症的5岁小男孩之死,还有诗人自己的姐夫之死,甚至还写到在人间只活了33年的诗人的娘亲之死,这样集中地书写死亡的诗章在现代诗人的作品中是不多见的。尤其是《死亡记》的终章,诗人以《我想说说我有一天的死》为题,毫不避讳地对自己死后的世界举行想象:那一天落临的时候,天没有塌下来,地没有陷下去河水还在流,丰腴或枯竭地流,清亮或浑沌地流树还站在它该站的地方,花还在支撑它的花枝上兀自地开放。每一个人,都在忙着自己的事——————————在我死前,上帝你把快乐,渐渐地给我在死前,我不想天堂,我只想要现在,这一种安宁的生活这不正是对“未知生,焉知死”最好的诠释么?一切显得自然而然,在存在的意义上达成了生死合一,消逝界限。在我看来,正是这样的生死观,才让熊正红在回望十年时间时,既无限地珍爱,发出诗性的絮语,又十分地洒脱,展现“我愿我的骨灰可以随意地撒向大海或山林”(《后记》)的坦然。1976年出生的熊正红,正是在28岁到38岁之间所经历的悲欢离合中,实实在在地体验到了生命的本真味道,获得了一种植根自我灵魂深处的思想体系。历时性地看,她的思想体系的演变催生了两朵不同的花,前一朵是《狼的歌谣》,后一朵是《独舞者》。明明是珍爱生活、热爱生活、融入生活的熊正红,何必要将诗集命名为《独舞者》,“独舞者”这样的身份是如何厘定的?在我看来,这正体现了熊正红将自我放逐于喧嚣世界之外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正如加缪所言:“不需要有人在前面,我们不要被引领;不需要有人走在后面,我们不要被追随。我们甚至不需要并肩同行,真实而不羁的灵魂可以拥抱,也可以眺望。”每个人的生命历程都无独有偶,人人都是孤儿(周国平语)。在根本上,其中的悲欣只能单独咀嚼,只能在各自的疆域里完成精神修炼,只能“预备着深深地领受/那些意想不到的奇迹”(冯至《我们预备着》),这正是《独舞者》赋予我们的启发。【假如您有新闻线索,欢迎向我们报料,一经采用有费用答谢。报料微信关注:ihxdsb,报料qq:3386405712】